如今，越来越多社区治理开始善用法律，从业委会成立、停车矛盾、维修资金使用，到搭建协商类平台等事宜，都有律师的深度参与。
他们有的是以社区法律顾问的身份，有的是以法治顾问的身份，有的是为具体项目提供法律服务。
无论怎样，法律的专业视角，在当下基层治理中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
从被动到主动
“老百姓找政府部门，往往采取信访或诉苦的方式，不善于讲逻辑，也不善用法律框架梳理问题。相关部门面对零散的情绪化反馈，难以精准对接、高效处置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壁垒。但律师可以在中间发挥很大作用。”金源方程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缨说。
在居民这一头，她可以把诉求整理成有逻辑、有条理的文本，在法律框架内提出问题。另一头则可以对接相关部门的资源，让双方面对面，平心静气地沟通。
多年来，她深耕基层治理，有时候以社区法律顾问的身份深度参与，有时候以专业律师的身份，在具体项目中提供法律服务。
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：基层的矛盾纠纷，从来不只是单一的个案，律师的作用也不止于解答几个疑问、审核几份文本。基层治理需要的不只是“被动应诉”“坐等咨询”的法律专业人士，更是“主动破局”“靠前服务”的参与者。
比如，有些小区召开物业治理相关会议，开着开着就变成了居民的“吐槽大会”，议题零散无序、讨论毫无重点，难以形成解决方案。一场会开下来，矛盾没有化解，怨气反而越积越多。
重新定位会议功能，把零散的会议升级为专业化、规范化的共治平台，律师在这些公共事务流程上可以主动做得更多。
比如，律师在参与探讨小区消防问题时，发现单纯法律服务已经无法满足业主的需求，需要更有针对性的专业解读，于是邀请专业消防机构一起参加业委会的会议，会议中，针对业主们提出的问题，“法律+专业”的当场答复，能直接解决的，也都快速响应、尽力解决。因为效果好，定期召开“业委会联席会议”成了一些小区的“妙招”。
此后，这种多方一起协商的联席会议成为小区物业治理的常规制度，这些小区业委会慢慢学会了怎么开会。
针对小区盗窃、高空抛物等治安、安全隐患，他们邀请辖区派出所，现场解决治理难题；
针对老年人防范金融诈骗、居民理财需求等问题，他们邀请银行、正规金融机构，既开展公益金融科普活动，又推动银行与社区结成党建共建单位。
一来二去，矛盾缓解了，情感也建立了。渐渐地，受邀参加过联席会议的各类机构，还会热心参与社区元宵节、邻里节、敬老宴等其他活动，在服务居民的同时拉近邻里情感。
随着类似“联席会议”制度影响力不断扩大，原本的“居民吐槽大会”，升级为基层治理的“综合服务站”。而律师这个角色，在社区治理中越来越起到重要作用。
“我的初心比较简单，作为律师，接触社会面比较广，各类资源可能也比较多，往往几方都认识。了解到社区有公共矛盾后，我会主动把几方拉到一起，鼓励大家一起协商，如果还有进一步诉求，我可以把外部资源精准对接到社区，让专业力量为基层赋能。”金缨说。
从“救火”到“防火”
国家法律法规大多属于宏观层面的规范，难以覆盖社区日常生活的细微场景，权利边界、行为准则、责任义务往往没那么清晰，一旦出现摩擦，相关方容易各执一词、互不相让，最终演变成激烈纠纷。
比如，养宠纠纷、楼道堆物、高空抛物、邻里噪音、停车占位等问题，是小区公共生活的“老大难”，同一类矛盾常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现。居委干部形容，每逢“旧病复发”，就是去“救火”。
针对这类高频矛盾，作为社区法律顾问的王德杰、作为法治顾问的金缨，在相关街道支持下提议，让居民们自己协商制定细化规则，形成共同遵守的“约定”，这就是《住户守则》。《住户守则》是业主自我管理的基础性契约。
有了居民事先协商好的《住户守则》，出现问题直接按它操作即可。每个小区各有自己协商出来的细化条文，各自因地制宜。有人形容，这是个性版的“社区法”。
《住户守则》使得社区矛盾的解决，从事后被动调解转向事前主动立规，也让基层治理走上规范化、制度化，可以防患于未然，减少“火警”。一位居委干部说，现在，她终于不再是“救火队员”了，“有了专业律师的参与，《住户守则》才真正落地”。
如今，《住户守则》在黄浦区各街道、居民区不断推广，成为社区治理特色品牌，也是一种可复制的样本。
“实际上，现在的居民不跟你讲人情。一有矛盾，要么打12345投诉电话，要么就拿起法律武器。”一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这样对记者说，“而律师则不同，有着作为第三方的专业身份，居民对他们没有排斥和对立情绪；律师站在法律角度说话，居民也更听得进去。”
换言之，超大城市的社区治理，已经进入“法治”大于“人情”的时代。专业的律师，实际上可以在整个社区治理过程中有更多作为。
无论是听取意见、调研、宣讲、协调，还是更进一步的规则制定、平台搭建、流程规范梳理，专业法律人士起到的作用，已经远超以往。尤其是让社区治理“前置”，从“被动救火”变为“主动防火”。
从个体投诉到联盟自治
黄浦区西凌家宅路，短短333米的骑楼街区，一楼是沿街商铺，二楼以上是住家，聚集了餐饮、零售、便民服务等80余家沿街商户。这些商户缺乏统一组织，既没有居民区业委会这样的自治载体，也没有常态化的议事协调机制。油烟扰民、噪音纠纷、维修费用分摊等矛盾长期无解，涌向12345市民热线的投诉不断。
2022年一街一路硬件改造启动后，半淞园路街道与金缨的律师团队就在策划，如何以法治的方式，制度性解决频繁的商居矛盾。最终，在多方支持下，组成了西凌家宅商居联盟，探索出一条商业街的自治规范。
首先，把口头约束变成制度规范。比如，让所有商户达成共识、作出承诺。辖区所在的西一居委会联合律师团队，逐户走访沿街80余家商铺，通过多轮协商，拟定《西凌商居联盟守则》，明确商户的环境卫生、安全防护、噪音管控、油烟治理等责任，把无序纷争变成依法共治，扭转了矛盾频出的困局。
“此前，我们处理矛盾全靠人情沟通，今天说服这家商户清理油烟，明天那家又出问题，治理效率极低。”西一居委会主任来斐说。
自从组建商居联盟后，许多重复矛盾，都能放在协商的框架下。“承诺书每家每户都签字，不是走过场。”一位基层干部说，为了确保全覆盖，哪怕是小型水果店、便利店，也逐一由律师去讲解条款、征求意见。
如今，商铺门口都悬挂着“西凌商居联盟”公示牌，承诺书内容一目了然，既是对商户的约束，也是对居民的承诺，让治理有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依据。
比如，解决隔油池与油烟管道清洗难题。夏季高温下，管道清洗不仅费用高，还存在作业安全风险。商户互相扯皮，设施长期得不到维护，隐患重重。
现在，一方面，规范第三方清洗公司的合同条款，明确作业安全责任、质量标准、风险赔付等内容，保障高温作业安全；另一方面，制定公平的费用分摊标准，摒弃“人情定价”，按照商铺面积、灶台数量、排油烟量核算费用，标准统一、公开透明，商户对此心服口服。
“不仅是商居联盟机制的建立需要专业律师，对于清洗维修合同的制定，我们的专业性同样有限。”来斐坦言，从合同用词的精准性，到责任划分的合法性，再到费用核算的合理性，每一处细节都离不开专业法律人士。“有他们在后面支撑，我们干活更有底气。”
最直观的变化，就是相关的12345投诉几乎清零。
律师，在公共事务中，可以成为基层治理的“专业把关人”“风险防控者”，甚至是“制度设计者”。
把关细节，步步涉法
“简单的矛盾，居委会就能调解；稍微复杂的，派出所、执法队等介入也能解决；可再往上的疑难杂症，必须有律师介入，没有专业法治支撑，破不了局。”半淞园路街道司法所所长施艳妍说。
彼时，一起群租案件，让工作陷入“整治—回潮—再整治”的死循环。案情并不复杂：大房东将房屋出租给二房东，二房东擅自改变房屋结构，违规隔断搞群租，违反租赁合同约定，却拒不退租、拒不整改。大房东顾虑诉讼成本高、执行周期长，不愿走司法途径。基层执法部门即便现场拆除隔断、清理床铺，二房东转头就恢复原状，换一拨人继续租住，整治效果可谓“昙花一现”。
“打官司耗时耗力，大房东耗不起。”施艳妍坦言，“二房东是‘老江湖’，对相关法律规定，他心里都清楚，却装不懂、耍无赖。”
针对这一僵局，街道启动“三所联动”机制，将大房东与二房东的合同纠纷作为破局切入点，由派出所、司法所、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联合上门现场普法、调解。三方力量齐聚，反复告知二房东其行为的违法后果、违约责任，申明其拒不配合将面临的司法追责，彻底打破其侥幸心理。
这场普法攻坚，通过多轮沟通，最终成功让二房东主动退场，群租乱象根治。该案例也获评2025年全市十佳“三所联动”案例。没有专业法律人员介入，这起群租的根治，难度很大。
又比如，半淞园路街道辖区内一小区外墙装饰物陆续剥落，存在安全隐患。外墙维修涉及居民自筹资金、政府补贴、资金监管、招投标、合同审定等一系列复杂法律关系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居民群体焦虑。
为此，街道聘请金缨律师的团队，为该项目提供专业法律服务。
“这个项目我们一年开了150多场会，律师每场必到，全程把关流程合规、法律风险等环节，深度参与群众沟通工作。”半淞园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郑晓玲说。
项目启动初期，究竟是一次性将修缮方案和筹资方案同步征询，还是分两次征询？公示文书怎么表述？基层干部对此缺乏法律专业判断，全靠律师提出建议，制定合规方案，避免程序瑕疵。
更棘手的是涉及“自己掏钱”的环节，靠单纯讲人情、做动员难以见效。仅凭基层干部去沟通，居民容易有对立情绪，觉得是政府要摊派。这时候，律师以第三方中立身份普法，告知居民项目实施的法律依据、各方的法律责任，反而更有说服力。
项目推进过程中，资金监管、合同签订更是步步涉法。由于是“居民筹资+政府补贴”的模式，财政部门对资金使用有严格要求，不能直接发放给居民，需要通过街道以保障居民安全类改造项目的渠道介入；业委会看起来是特殊法人，却没有法人证书，无法作为报建主体，只能委托代建单位代为报建；业主自筹资金，完全交给代建单位使用，业主又不放心……每个细节，一不小心都容易有程序漏洞。最终资金代管协议需签订“四方合同”，付款给施工单位必须由四家单位共同盖章，每一个环节都涉及非常复杂的法律关系梳理。
“目前小区居民自筹资金类且能够享有政府一定补贴的项目，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和电梯更新这两类。这两类有政策口径，补贴基本定额，手续、流程、文书等都有固定模板，房管部门全程指导，经验也已经成熟。而外墙维修这个项目不同，补贴后置，且与结算挂钩，多退少补，居民自筹资金不能直接放入维修基金，该怎么操作，没有案例可以参考。”郑晓玲坦言，如果没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介入，仅涉及的复杂流程，基层干部就很难走通，项目很可能陷入停滞。
打破律师思维定式
培文公寓的法律顾问陈英杰举例，瑞金二路街道老公房矛盾突出，公房住户没有业主身份，导致没有资格成立“业委会”，继而难以顺利参与社区治理。但社区公共事务同样需要多方共治。如何破题？为此，“公房自治家园”项目应运而生。
该项目在推进过程中，有11名社区法律顾问全程参与，分别来自6个律师事务所。他们共同担当了“法治主理人”的角色。
目前，这样主动作为的基层律师队伍正在逐步扩大，但远远不够。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，金缨一直为打造一支能够以法治赋能基层的专业队伍而奔走。对于其难度，她深有所感。
首先，律师处理的多是个案，维护当事人权益，久而久之难免形成一种“站队思维”。而处理社区事务不能偏袒任何一方，必须平衡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，兼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，这也是居民、商户、有关部门都愿意信任、听从律师建议的核心原因。从“站队”思维转化为“平衡大局”思维，还需要不断磨炼。
其次，与律师事后协调、处理案情不同，社区公共事务最好能在矛盾尚未激发时，律师就能火眼金睛，发现隐患，主动介入。
社区法律顾问王德杰举例说，某小区在做消防设施整改时，完成施工单位招投标后，以为就能与施工单位签约。此时，作为法律顾问，他主动提醒，先要获得业主大会表决同意，才能安排签约，而且业主大会的会议议题如何设定，关乎最终结果能否得到广大业主支持，这就是一种“预作为”。
再次，理念的转变。关于社区法律顾问的职责，有关规定明确定义为“公共法律事务”，但此前刻板印象中，大家理解为就是给居民咨询、给职能部门提供合同把关，这比较局限。
实际上，公共法律服务更广泛的内涵，应该是充分赋能基层，以律师专业力量为纽带，将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，为基层提供“事前防风险、事中依法办、事后解纠纷”的系统性解决方案，最终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、现代化。
“近几年，我一直培训、呼吁，希望更多律师能以各种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中，尤其意识到——其实，我们可以为社区做更多的事情，不只有个案，还要去做类案，去做方案！”金缨说，重新定义社区法律顾问的角色，是她和一批律师一路走来的实践，但也是大势所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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